极其荒谬又极其真实

  两广总督叶名琛虽是文官出身，但也屡经战阵。他曾于1852年亲自领兵全歼凌十八起义军（拜上帝教广东分支）。后来，广东的“天地会”于1854年6月发动红兵起义，并以10万之众围困广州。在清军主力外调太平军，手头兵力仅万余人的情况下，叶名琛还是守住了城池，并逐渐将红兵赶出广东。屡次替朝廷平叛，解决内忧，文武兼备的叶名琛慢慢的变成为了咸丰眼中的“南天一柱”。

  对于中外军事冲突，叶名琛始终想占一个“理”字，即不开第一枪，以免落下个先开边衅的口实，成为第二个林则徐。同时，他断定来犯的英军兵力不足，必然像1847年德庇时率军进据广州商馆一样，掀不起多大的浪花。因此，除了手头兵力有限的缘故，他并没有全力准备战斗，而是套用1849年反入城斗争时的老办法——

  赏银三十大元”的杀敌悬赏令，试图利用民间武装的浪潮，掀翻来袭英军的战舰。

  然而，总督大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应敌之策成效并不大。急于邀功请赏的“勇士”们大多数时候分不清谁是英夷，行动时往往也是挑软柿子捏，见个落单的洋人就上前偷袭，取其项上人头。以至于一些正经洋商在这场所谓的“人民战争”中无端遇害，稀里糊涂地成了英军的替死鬼。而叶名琛的手下，时任南海知县华廷杰见此情景，不免感叹此举“

  反观英军，在屡次照会叶名琛要求入城无果后，便开始戏弄这位两广总督，每隔几分钟就炮击总督衙门一次。后来，英军干脆使用火炮在广州城墙上炸开了一个缺口，英国领事巴夏礼于10月29日在百余人的护卫下进入总督衙门，终于实现了英国人14年来的未竟梦想。不过，受制于兵力有限难以实现有效占据，且叶名琛早已避走他处，巴夏礼一行人短暂逗留后，便于天黑前撤出了广州城。

  往后的日子里，中英之间的冲突与战斗时断时续。广东的“赏金猎人”们仍四处偷袭英人，手段五花八门。1857年初，远在香港的易兴面包店被人投了砒霜，常来光顾的英国人集体中毒，相传连驻华公使包令的夫人都中了招，华人店主阿龙受此牵连被逮捕。而英军在攻破广州城后，又于1857年夏在佛山水道击溃了琼州镇总兵黄开广所统领的清军水师。

  倘该酋因连败之后，自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叶名琛）自可设法驾驭，以泯争端；如其仍肆鸱张，亦不可迁就议和，致起要求之患。”总之就是，叶名琛在广州既不能对外软弱妥协，也不能轻易扩大事态。

  广州城西南的左都统署。与此同时，被俘虏的广东巡抚柏贵也交代了叶名琛的下落，与该学生所述完全一致。

  据英国《》记载，当巴夏礼带兵赶到时，广州左都统署衙门里正在上演一出鱼目混珠的骗局。一名身穿总督官服的人物挺身而出，自称是叶名琛，但被巴夏礼一眼识破并推开。而真正的叶名琛此时正挪动肥胖的身躯，试图翻越后院围墙逃离，却被一名英军上尉拦腰抱住，另一名士兵则揪住他的辫子。可怜的叶名琛逃无可逃，随后被英军塞入轿子，押往联军指挥部。

  乖谬刚愎”之罪，与其完成政治切割。英法也担心叶名琛继续留在广东势必会影响两国在当地的控制力，遂将其押解至印度的加尔各答进行软禁。不明所以的叶名琛还以为英人要将自己送往英国，幻想着与英国女王进行一场关于战争性质的辩论。然而，当他抵达印度后，他便以“海上苏武”自诩，在绝望中客死于异国他乡。时人薛福成讥讽其“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堂堂两广总督最终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广东团练总局”在花县（今广州花都区）成立，这支民间“志愿军”似乎成了咸丰武力光复广州的希望。不过，在没有和英法撕破脸皮之前，咸丰还是叮嘱道：“该侍郎（罗惇衍）等惟当密筹防备，候旨遵行。”总之，广东方面不要轻举妄动。

  传令南北两岸各营兵勇普律出队，并饬后路健锐、火器等营一并出队，直至炮台，旗帜器械，鲜明整肃”。按照咸丰“务使衅端勿自我开”的指示，谭廷襄调兵遣将，试图用一场大阅兵让英法打消扩大战争的念头。

  反观清军，尽管大沽口的军事地位在第一次战争后再度被重视，扼守海河入海口的4座炮台相继在两岸建立，但这种防御模式仍然是陈旧的，清军炮台在第一次战争中被绕后包抄的经验教训，就没有被应用到新建炮台的改进内容当中。此外，咸丰年间的清朝枪炮技术并没有明显进步，清军所使用的兵丁鸟枪和土制前装炮与十余年前的装备并无二致；第一次战争的败局，也没有让清军形成维护保养武器的习惯，装备性能甚至反不如初。

  万斤及数千斤之炮，轰及其船板，仅止一二孔，尚未沉溺，而北炮台三合土顶被轰揭去，南炮台大石镶砌塌卸小半，炮墙无不碎裂，我之大炮不及其劲捷，船炮两面齐放，不能躲避”。联军的降维打击让清军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力感，士兵们在绝望中纷纷溃散，即便谭廷襄以督战的名义“立斩二人，仍不能遏”。

  天时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只好姑为应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以全大局”。形势比人强，咸丰最终在条约中朱批了“依议”。

  此时英佛两国和约，万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这明显是桂良的一个馊主意，但咸丰听进去了，并在“背约”和重启战火的边缘疯狂试探。

  国家根本全在民心，英夷所畏亦即在此。”朝廷不应辜负广东百姓收复广州的决心。

  钦差办理广东夷务关防”的匾额，但他们始终在洋人面前否认自己拥有官方背景。第一次大沽之战期间，广东团练总局就在咸丰的授意下谋划攻打广州，但因“前线指挥官”、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迟迟未到任而暂时搁置。

  北京以一种愚不可及的乐观心理希望广州乡村民团能把入侵的外国人赶走”。这样的行动不过是徒劳无益。

  现在士绅们把联军看作在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真正对手，而三角洲的农民们则接受了外国人成了广东实际上的统治者。”

  僧格林沁，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左翼后旗的没落贵族。虽然出身一般，但他却是个集运气和实力于一身的人。1825年，因科尔沁的札萨克多罗郡王无后，年仅15岁的僧格林沁被选中，意外地承袭其爵位。从1853年起，为阻遏太平军北伐，僧格林沁被朝廷派往前线年的战事中，他因生擒太平军将领林凤祥和李开芳而声名大振，并因此晋封博多勒噶台亲王。当英法要求咸丰在《天津条约》上签字时，武将出身的僧格林沁上书痛斥议和是“

  复信谗言，隐忧社稷，贻祸子孙”，言辞之激烈，让咸丰都自觉羞愧，只好将此折留中不发。

  1858年8月，受命节制京畿地区军务的僧格林沁抵达大沽，遂加紧开展海防建设。第一次大沽口之战后，英法联军将当地海防工事拆除破坏。僧格林沁到任后，命人在海河两岸修复与新建炮台6座，并添置大量火炮。与此同时，还从京营火器营、健锐营等精锐部队中抽调兵力，将大沽守军编制扩充至7000多人。考虑到西方的浅水炮舰（艇）能正常穿行于海河，僧格林沁又在河道中设置拦河铁链、铁戗、木筏等各种障碍物，试图借此阻滞外国军队朔河而上。除了硬件武备，士兵训练也是僧格林沁的工作重点，他一方面裁减不合格士兵，另一方面对于表现出色者给予额外的奖金。一增一减之间，大沽守军的素养与战力已经不同于往日。

  在此之前，咸丰一直对《天津条约》中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赔款付清等条款耿耿于怀，甚至不惜指示在上海的清廷代表以关税全免为交换条件对《天津条约》做修改，但都遭到拒绝。到了最后，底牌薄弱的咸丰只好以同意各国进京换约，来换取公使驻京条款的取消——即便他一直不愿见到洋人在北京城内出现。

  接受直隶总督的提议无异于走上耻辱和失败的死胡同”。其中，以英国新任公使布鲁斯的态度尤为坚决，他多次照会要求拆除拦河障碍，但清廷都不为所动。于是在1859年6月25日，英国海军将领贺布奉命率军开进海河口，自行拆除海河拦河障碍。

  饬令官兵在暗处瞭望，炮台营墙不露一人，各炮门俱有炮帘遮挡，白昼不见旗帜，夜间不闻更鼓，每遇潮长（涨），各营撤去桥板，各项官兵不准出入”。命令大沽守军按兵不动。清军的这一静默举动，反而让正在拆除拦河设施的英军更加有恃无恐。

  得益于僧格林沁此前的精心筹备，以逸待劳的大沽守军爆发了不同于以往的战斗力。在战斗中，清军的拦河障碍发挥了关键作用，海河中的英军舰艇行动受限，遭到了两岸清军炮台精准而猛烈的打击，连连中弹，就连贺布本人也负了伤。幸得在旁观战的美国海军及时出手相救，多数受损英舰方得以撤出战场。事后，英方感激涕零，直呼英美两国不愧是“

  这是有规则的屠杀，我们就象（像）羊在羊圈里那样任人宰割。”战争胜利的天平在向清军一方倾斜。这一战，英军伤亡434人，法军伤亡448人，参战的11艘炮艇也被清军击沉4艘。

  任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都不能够达到成功的结果。”无奈之下，英法联军只好暂时放弃进京，撤往上海休整。

  英法远征军会合后，随即北上，并于4月下旬攻占舟山，建立补给基地。5月底和6月初，联军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大连和烟台。在建立军事补给站的过程中，两地百姓配合默契，毫无顾忌地和联军达成了交易。据英法方面记载，大连的村民不仅不收钱，还主动帮忙把家禽和鸡蛋送到英国军舰上；而在烟台，法军所有后勤补给全部由当地农民提供。即便是在外敌面前，清廷与治下的百姓并没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惟北塘地方断难守御，虽拟舍而不守，诱令深入，以便兜击，然仍不令其轻易占踞。”即便英法联军真的登陆北塘，他也有了应对的预案——“北塘虽未设守，而左右皆系盐滩，该夷登岸不易。即使冒险越过盐滩，北塘后路现有马队各营，该夷亦不能直抄炮台之后。夷兵果有三万，现在马步兵力，加之逐层布置，足资抵御。”这位游牧民族和骑兵出身的将领，或许还沉浸在在第二次大沽之战的胜利喜悦中，并对自己统领的蒙古骑兵有着十足的信心。

  僧格林沁的真错误，在于低估了英法联军的陆战能力，自以为手中的马步精锐可与失去‘船坚炮利’的英、法陆军一拼。他的这种勇气自然可嘉，但这种勇气指导下的战法，却完全不足取。”

  夷情叵测，而所恃究在船坚炮利，若使舍舟登陆，弃其所长，用其所短，或当较为易制”。完全是十多年前林则徐式的认知，在“不知彼”的情况下，自以为是地用一种旧思维去应对一场新时代战争。

  8月12日，联军出动8000兵力分两路西进，意图绕后袭取大沽地区。北路，兵力占优的联军在步兵和骑兵的协同下将清军击溃；南路，英军将阿姆斯特朗炮投入战场，这种轻巧、精准、射程远且机动性强的新型后装火炮一登场，便将前来阻击的清军击溃。两天之后（14日），塘沽炮台也在联军炮火轰击下陷落。一周之后（21日），石缝炮台尽管有直隶提督乐善亲自坐镇指挥，但仍没办法摆脱沦陷的命运。

  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须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切要！切要！以国家倚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

  必得一概允准，不容稍事商量，如有一款不准，伊即带兵北犯”。意思很清楚了，无论英法提出什么样的条件，清廷都得全盘答应。桂良试图在谈判桌上尽力挽回局面，但以失败告终。1860年9月8日，天津谈判破裂，英法联军向通州逼近。

  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实则是为自己逃跑开溜打掩护。很快，洋人即将攻城和皇帝行将逃跑的消息不胫而走，北京陷入大乱。咸丰只好出面“辟谣”，京城百姓才稍稍镇定下来。

  系该夷谋主”。9月14日，咸丰秘密通知前线的载垣和僧格林沁，要他们找个合适的时机“将各该夷（巴夏礼）及随从人等，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还”。

  该夷巴夏礼善能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

  倘该夷敢于北犯，临时酌量，总须与之野战，断不可株守营垒，转致受敌”。9月18日中午，僧格林沁便在张家湾得到了与夷兵野战的机会。

  炮火枪弹像打不倒清兵似的：他们似死而复生，顽强战斗，甚至有时冲到我方大炮前三十来米。不过，我军炮火变得更密集更猛烈，将他们一一打退”。

  所有在天津议定和约，自必一一皆准，本爵必不失信……至亲递国书一节，俟贵大臣到京日，选择严肃处所，设立香案，由本爵代接贵国国书，置之案上，以昭礼敬。”所有条件他都能答应，除了“面见皇帝，亲递国书”这一条需要变通处理，只希望联军能先行退回大沽口。

  如果同意交出安定门（代为把守），联军将禁止士兵进入城内，居民不会受到惊扰。如果拒绝交出城门，联军将从城墙打开缺口。”英法兵威已至，北京城的命运断难改变。

  圆明园宫殿之为要地，人所共知。毁之所以予中国政府以打击，造成惨局者为此辈而非其国民，故此举可谓为严创中国政府，即就人道而言，亦不能厚非也”。于是，10月18日，英方的怒火点燃了这座皇家园林。有意思的是，此前参与抢劫最为起劲的法军，反而对纵火没多少兴趣。

  此次夷务处处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仍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此前在委任奕訢留守北京时，他就再三叮嘱：“汝不值与该酋见面。”

  第二次战争的硝烟虽已消散，但它制造的历史裂痕却深深镌刻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之中。这场战争不仅是军事与外交的双重溃败，也不仅是第一次战争的惨痛重演，更是一面映照传统帝国与现代文明碰撞的镜子：当一个文明体系已经没办法认知和接纳世界的剧变时，其溃败将不仅是军事与外交的耻辱，更是思想与存在方式的崩塌。

  清廷所遭遇的循环败局，本质上是对时代巨变的误判与逃避。叶名琛以“不战不和不守”的模糊策略应对英法联军，是将外交博弈简化为道德博弈；僧格林沁的孤勇与无知，是旧时代面对新技术仍自以为是到无可救药的写照；咸丰在条约签署后的反复无常，则暴露了传统皇权对国际法逻辑的彻底陌生，他所执着的“不面见夷人”在国际外交上更显得荒谬可笑……每一步决策的失误都暴露出一个古老帝国的结构性困境：在工业革命的浪潮面前，封闭的制度、僵化的思维和傲慢的心态，最终将王朝推向了深渊。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战争的进程还揭示了另一种非对称性：英法联军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降维打击，更是对清朝社会结构的精准解构。联军在一些入侵的城市轻松获得补给，暗示了帝国统治合法性的脆弱——当朝廷无法保障基本秩序时，民间的生存理性便会自发填补权力真空。这种自上而下的统治术与自下而上的离心力，构成了帝制中国难以言说的暗伤。

  在建立军事补给站的过程中，两地百姓配合默契，毫无顾忌地和联军达成了交易。据英法方面记载，大连的村民不仅不收钱，还主动帮忙把家禽和鸡蛋送到英国军舰上；而在烟台，法军所有后勤补给全部由当地农民提供。即便是在外敌面前，清廷与治下的百姓并没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人民被腐败没落清政府压迫久了，只可以通过外部势力去推毁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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